全球外汇交易变化与趋势系列（一）：掉期（也就是长线单）增加，交易量向亚洲转移

“自2022年以来，全球外汇市场所展现出的高度波动性，恰恰揭示了全球化进程正受到地缘政治风险及保护主义的深刻影响。与此同时，全球外汇市场日均成交额增速的放缓，无疑揭示了市场情绪的日趋保守，这既是全球经济低迷的直观体现，也是市场预期相对悲观的直接反映。”

外汇市场，作为全球经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本身就具有显著的波动性，尤其在全球资本账户开放程度保持相对稳定时。其波动性主要源自三个方面。首先，真实交易需求是外汇市场波动的重要驱动力。国际贸易、投资及旅游等活动产生的货币收支关系，由于各国货币制度的差异，导致了外汇真实交易需求的产生。其次，套利动机也对外汇市场产生显著影响。不同货币之间的汇率随供需变化，为特定币种的高估或低估提供了套利机会，从而引发投机需求。最后，汇率的波动性使得拥有国外资产的企业面临外汇风险，因此产生了对冲风险的需求。

自2022年以来，全球外汇市场的高波动性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全球化受到地缘政治风险和保护主义的影响。特别是俄乌冲突和美联储的激进加息等事件，加剧了经济不确定性，导致投资者对汇率走势的预期变得不稳定，进而引发外汇市场波动。

另一方面，全球外汇市场日均成交额的增速下降，这反映了市场趋势的保守性，是全球经济不景气和市场预期相对悲观的体现。在美国和欧元区等发达经济体面临通胀压力上升、货币政策转向“鹰派”的背景下，地缘政治风险与大规模经济制裁的影响进一步加剧，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畅通性受阻，各国的经济复苏步伐有所放缓。这些因素共同导致由跨境贸易、投资驱动的真实交易需求下降。根据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数据，尽管2022年第一季度的全球贸易额达到创纪录的7.7万亿美元，但这主要是受到商品价格上涨的推动，而全球商品贸易量的同比增速仅为3.2%，低于2021年第四季度的5.7%。同时，受地缘政治风险等因素的影响，全球投资者风险偏好下降，这也导致了外汇市场日均成交额增速的下降。

“外汇掉期，以其灵活的形式和规避风险的功能，长期以来一直是全球外汇市场的主导交易品种。其市场份额首次突破50%，这一变化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全球经济不确定性的增强。”

外汇掉期交易是一种双方约定的交易方式，涉及以某种货币交换一定数量的另一种货币，并在未来某一约定日期以约定价格进行反向交换。其主要功能不仅限于金融投机，更在于调整外币流动性、融资和套保避险。调整流动性方面，外汇掉期允许银行等金融机构根据不同币种的流动性状况，合理调节其敞口，成为补充外币流动性的关键渠道。从融资角度看，外汇掉期实质上是一种跨币种抵押贷款，具有担保融资的重要作用。同时，通过结合即期和掉期交易，企业能够灵活调整本外币敞口，有效规避汇率波动风险。

由于其灵活性和风险规避功能，外汇掉期已成为全球外汇市场最主要的交易种类。根据BIS的最新数据，外汇掉期交易的市场份额已从2019年的49%增至51%，首次超过50%，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全球经济不确定性的增加。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发达经济体的激进加息等因素导致经济复苏前景恶化，不确定性显著增加。在此背景下，外汇市场波动加剧，企业面临的外汇风险上升。

据BIS统计，截至2022年11月7日，以标准差衡量的主要货币汇率波动性已达到2021年的5.6倍、2020年的3.4倍和2019年的6.5倍。为规避中长期的汇率和利率风险，企业更倾向于使用外汇掉期工具进行外汇交易，以锁定远期价格。因此，外汇掉期交易的市场份额上升，而现货交易的市场份额则有所下降，远期交易的市场份额则保持稳定。这一趋势显示出外汇掉期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英国、美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日本这五大外汇交易中心的份额相对变动，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不同主权货币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并体现了这些国家（地区）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影响力变化。”

自1980年起，伦敦始终占据全球外汇交易的重要地位。然而，根据BIS的最新数据，尽管英国依然保持全球最大外汇交易中心的地位，但其市场份额已出现显著下降。这背后的原因主要有两点：首先，英国经济自身存在发展动力不足和政策设计缺陷等结构性问题，这些问题在长期内对英国经济基本面造成了负面影响；其次，英国脱欧公投、新冠疫情以及俄乌冲突等事件，都给英国带来了难以逆转的经济后果。自2022年以来，英国国内通胀持续上升，同时英镑大幅贬值。BIS的报告进一步显示，相当规模的美元掉期交易已从英国的销售柜台转向美国和亚洲金融中心。

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不断上升的背景下，美元作为避险货币的国际地位反而得到了提升，美元指数屡创新高。美元的强势表现，加上美元交易的“本土优势”，共同推动了美国在全球外汇交易额中比重的上升。

值得注意的是，新加坡的市场份额有所提升，稳居全球第三大外汇交易中心，这反映了新加坡致力于全球化的决心。尽管新冠疫情对中国香港造成了不同程度的资本撤离与人才外流，但新加坡却抓住了新的发展机遇。近年来，新加坡不断推出税收优惠政策，并改革移民制度，这些措施吸引了资本和人才的流入。例如，自2022年以来，全球第三大独立软件供应商思爱普（SAP）、世界知名品牌戴森（Dyson）以及法国制药巨头赛诺菲（Sanofi）都先后宣布在新加坡投资建厂；索尼音乐、莫德纳等大型跨国公司也宣布将亚洲总部从中国香港转移至新加坡；花旗银行等金融机构也将部分员工从中国香港办事处迁移到新加坡。

“上海需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务实的措施推动金融领域的改革开放，以实现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宏伟蓝图。”

2021年，上海市政府正式颁布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以引领和指导未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在过去的五年中，上海金融业的规模实现了显著增长，金融市场的核心功能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已经成为中外资金融机构集聚的重要场所，同时也是国际金融人才的高地。根据统计数据，从2016年至2021年，上海持牌金融机构总数由1515家增长至1707家，其中外资金融机构占比超过30%。外资法人银行、保险机构、基金管理公司等在内地的数量均约占一半，使得上海成为境内外资机构最为集中的城市。同时，上海市不断完善金融人才服务政策，优化发展环境，目前金融从业人员规模已超过47万人。然而，尽管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上海与全球领先的国际金融中心之间仍存在一定的差距。这些差距主要体现在金融市场的全球资源配置功能尚待加强、国际投资者占比较低、全球市场定价能力和影响力有待提升，以及制度性基础设施尚未与国际接轨等方面。因此，未来上海应以更大的决心和更务实的举措推动金融改革开放，以实现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宏伟蓝图。